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现在是要求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以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卓越成就与威望，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经常这样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领域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就是一些原来单一领域水平相当髙的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作为担负着技术总负责责任的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现今许多已成为院士甚至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一级的领导人，只要谈起当年在王淦昌手下干活受气的情景，仍感到格外亲切。
王凫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就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现今在国家领导人名单上经常看到的朱光亚同志也知道当年这段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也格外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