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向这些小宦官灌输一系列“忠君爱国”思想有用吗？还真的有用，比如明孝宗朱佑樘当太子时的宦官“老伴”覃吉便时常给孝宗教授《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同时在闲暇之时还常给孝宗讲授“台省政务、民间疾苦”，甚至还专门告诉孝宗前代宦官专权的危害。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期不理政事，纵然宦官为非作歹，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张宏屡次上书劝谏，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绝食数日而卒”，选择了以死谏君的方法。除了这些宦官之外，那些在明朝历史上为非作歹的大宦官也不是一无是处，像正德朝的大宦官刘瑾便曾在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闰九月“奏通盐法四事”，正德皇帝看了后称刘瑾的上书“经画周详，防范严密。”所以正德皇帝在怼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时所说的“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中，也仅有三四个好人。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