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陶行知关于教师角色类型的初步转换主要是基于他对原有教育实效性的不满，但随着与民间大众接触的增多，对现实大众教育状况了解的深入，他对民间意义的认识也愈加深刻，最终导致陶行知在教师角色扮演和归属的认识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社会精英自居，即使是对民众怀有深刻同情的教育者也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来看待民众，常常有意无意地漠视民间自身所蕴藏的智慧与力量，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深入民间推广现代文化。他们自诩为向民间社会输送现代文明的启蒙者和改造者，然而对于民间社会是否欢迎他们，他们是否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以及他们传递的是否是民间社会所需要的“真经”则全然不顾，由此在不知不觉中越俎代庖将民众排除在教育主体之外，其结果是他们的启蒙并未受到民众的欢迎。罗章龙曾回忆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自己在与工人接触过程中遇到的尴尬，即工人们隐约对学生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面对如此情形，青年知识分子们日益感到自己不仅同现政权是疏离的，而且同他们试图依靠的民众也是疏离的[7]。陶行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有对这种对民众有同情之心，却无与民众共同生活之行的知识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