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士”是维护调节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天下之治乱，系乎士”⑤。但面对近代中国的“千古变局”,“士”的正人心、端风俗作用显得尤其苍白无力。“兵战不如商战”⑥的现实逼迫着“士”必须重新选择路径，才能在变动的时代既肩负起“经世济民”的社会职责，又获得个人生存的力量。这种选择自然也是一个痛苦的心灵煎熬的过程：
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①
这就强制着“士”弃仕而从商，打破了“士首”“商末”的传统结构模式。“盖国之所以恃以立者，四民耳。士与工则耗财者也，能生财供奉国用者，则农与商。农则岁贡钱粮，商则岁纳税课，然钱粮有定，税课无定，而商之有益于国也，又在四民之首矣!”②在近代新兴的教育、新闻等事业中，绅士与商人携手共事，使“士首”“商末”的等级差别变为了“士官商民混一无别”③的现实。一俟近代教育制度从根本上取代科举制度后，天下之“士”最终失去了赖以产生的依托，加以“民权”“平等”思潮的浸染，终于使“士农工商”结构发生了最后的错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