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报纸上那种浅易文言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1926年3月12日在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厚，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见《龙虫并雕斋琐语》）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